中國面臨的形勢：工資上漲還是勞動力短缺

　　最近，關于勞動力短缺、“劉易斯轉折”的討論頗多，其基本觀點是中國剩余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時代行將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勞動力供給將出現(xiàn)減少，抑或短缺。蔡昉教授稱之為“劉易斯轉折點”，并預測其將出現(xiàn)在2009年前后。隨著勞動力短缺而來的將是工資的上漲以及人口紅利的消失，更有甚者擔憂，工資提得太高會使產業(yè)都轉移越南等低工資國家去，由此喪失大量就業(yè)機會。這里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1)何謂“劉易斯轉折點”？它是工資水平的轉折還是勞動力供求的轉折?(2)工資上漲是洪水猛獸嗎？那是否意味著需要刻意壓低工資來換取所謂的“比較優(yōu)勢”？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主要描述了發(fā)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的發(fā)展形態(tài)，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部門為現(xiàn)代部門提供“不變制度工資”和“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但這種狀況將隨著經濟發(fā)展而發(fā)生變化，亦即出現(xiàn)“轉折”。根據(jù)劉易斯的觀點，現(xiàn)代部門擴張之初的一段時間里工資將保持不變，之后經濟發(fā)展進程將面臨第一次轉折，工資水平從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升。但是他在這里強調了導致這一結果的內生變化和外生變化兩種機制。所謂內生變化，就是指隨著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或勞動力供給結構的變化，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向有限供給乃至短缺，進而由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導致工資水平上升。但在實際中，工資上升往往獨立于內生因素，而由外生變化引起，如勞動力價格會因某些導致傳統(tǒng)部門更加富裕的因素的發(fā)生，進而增加供給的機會成本而導致工資率的上升；他們可能有限制資本利潤率的倫理觀，如也許認為25%的邊際利潤是合理的，這樣他們就會在生產率增加時適當提高工資(見劉易斯：《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一文)。 　　

　　顯然，這是同國內學術界的解讀存在偏差的。當前，國內學者廣泛使用這一術語，其意所指是勞動力供求關系從無限供給轉向供不應求，并由此導致工資上漲。但劉易斯的真實意思表示是經濟擺脫長期“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漲，而且導致這一結果往往是外部因素，而非供給短缺的內部因素。也就是說，工資上漲并非意味著勞動力短缺，相反，工資上漲仍將伴隨著勞動力的充裕供給。因此，有概念誤讀之嫌。　
　　應當說，我國當前“民工荒”在局部地區(qū)客觀存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qū)，但其背后的原因需要審慎分析。造成勞動力短缺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追溯：(1)隨著工業(yè)反哺農業(yè)、城市反哺農村力度的不斷加強，農村稅費的大幅下降、糧食價格的提高都提升了農業(yè)部門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從而提高了勞動力進入工資經濟的機會成本，致使一部分勞動力回流農村，從而減少了勞動力市場的短期供給；(2)從勞動力市場結構來看，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帶來勞動力教育水平和素質的普遍提高，在勞動力細分市場中，表現(xiàn)為“金字塔”結構的整體上移。這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處于金字塔較下端的低技能和技能勞動力的就業(yè)壓力，帶來工資上漲。事實也確實如此，民工荒伴隨著大學生就業(yè)難。我國的教育體制培養(yǎng)了大量學歷型人才，教育不斷深化使學歷型人才在市場中供過于求，而技能型人才培養(yǎng)不足，形成技術工人的結構性短缺。因此，當前的“民工荒”更多的是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結構性短缺，而非勞動力的整體性短缺；(3)從勞動力的特質和對勞動力的典型態(tài)度來看，我國勞動力供給正面臨代際轉換，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市場的主力。由于他們的物質條件相對優(yōu)越、文化程度相對較高，他們的就業(yè)觀念同第一代農民工具有很大的差異。第一代農民工對于工資偏低、長時間加班、工作條件不好等都能忍耐，但這卻對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吸引力，他們對工作條件、工作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勞動力的局部性短缺正反映出他們對于超低工資、差工作條件的無聲反抗。調查表明，我國民工工資待遇10年中基本沒有大的變動，在珠三角地區(qū)，農民工的工資12年來只增長68元人民幣；(4)從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來看，劉易斯觀察到依據(jù)“不變制度工資”理論，充裕的勞動力供給應使工資保持不變，但實際上工資仍然保持上升，而且“城市工資的增長比我們預言的要快得多”(見劉易斯：《再論二元經濟》一文)。傳統(tǒng)工資制度總是基于勞資對立的分析框架，利益在勞資雙方博弈中“此消彼長”。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現(xiàn)代企業(yè)傾向于采取諸如工資分享制、效率工資等手段來激勵工人共享企業(yè)發(fā)展成果，這無疑提高了工資水平。總之，當前中國出現(xiàn)的“民工荒”是短期性、結構性、局部性的，而遠非長期性、整體性、全局性的，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資形成機制上，而非絕對供給的因素。其結果是助推工資的適度上漲，而這正是劉易斯“第一轉折”的真實含義，切不可將工資上漲和勞動力全面短缺相等價和混淆�！�

　　針對這個第一個轉折點，劉易斯如此評論，“達到第一個轉折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即是否真正存在一個工資不變的階段，這個問題是無關緊要的”，為此，劉易斯提出了“第二轉折點”的概念，“決定性的轉折點并非第一個，而是第二個，正是在這里我們超越邊界進入新古典主義體系”。所謂第二轉折點是指勞動需求趕上勞動供給，此時勞動力資源將出現(xiàn)短缺，符合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顯然，在劉易斯的理解中，中國當前面臨的工資上漲的第一次轉折并非至關重要，而非當前國內諸多討論中所視為的“洪水猛獸”——人口紅利的結束，比較優(yōu)勢的消失、發(fā)展戰(zhàn)略的轉向等等。應當說，工資增長往往先于勞動力短缺，工資水平的調節(jié)使得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是一個漸進而非突變過程，大可不必誠惶誠恐。 　

　　中國將進入一個工資上漲的時間通道，工資上漲無疑會部分增加企業(yè)的勞動力成本，而這正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契機。也許有學者擔憂由此會帶來就業(yè)機會減少和失業(yè)問題，事實上，工資上漲同時也會帶來內需的增長，由此通過產品需求的擴張引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因此，這種擔憂實無必要。而且，堅持農民工就是廉價勞動力和“比較優(yōu)勢”的觀點本身就是對農民工的一種文化歧視，更有一種用歧視邏輯來進行制度安排的潛在傾向。將低工資完全等價于所謂的比較優(yōu)勢的傳統(tǒng)觀點無疑是片面的。

　　根據(jù)《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yè)“十一五”(2006年—2010年)規(guī)劃綱要》和《國家人口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報告》的預測，2000年我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8.6億人，到2016年將達到峰值10.1億人。由此，未來五年甚至更長一個時期，中國人口多，就業(yè)壓力大，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難有改觀。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經濟仍將主要面臨就業(yè)問題。促進就業(yè)，提高工人工資，讓絕大多數(shù)人能共享經濟社會發(fā)展成果，仍將是中國經濟發(fā)展持續(xù)健康發(fā)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長期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