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為什么成了弱勢群體?

　　隨著年關的臨近，隨著山西省規(guī)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產量9萬噸以下的煤礦的日期越來越近，一些浙商也開始感受到嚴冬的來臨。他們擔心，在社會的廣泛關注下，甚至在一些輿論的扭曲下，浙商煤團又會面臨著以前房團一樣的命運。他們自己都不清楚，一度被稱為財富風向標的浙商為什么成了弱勢群體，在一場場的政策變化中成為了受害者。

　　最具財富權力的商業(yè)群體

　　浙商的魅力究竟在哪里？這是多年來，許多專家學者一直著力研究的現象。這也許是一個難以有答案的問題，但是只要認真研究一下浙商的財富權力，我們就會感受到這個群體魅力。

　　1999年度全國民營企業(yè)“500強”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過了1/5，總量位居全國第一。其中有4家企業(yè)進入全國民營企業(yè)前十強。而在2000年，“500強”中的“浙江企業(yè)”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71家，一省就獨占1/3強。2001年，排名全國前十位的浙江民企增加到5家，而這每一家民營企業(yè)身后，都站著一個或一群身家殷實的“浙商”。

　　浙江是人均資源綜合指數居全國倒數第三的“資源小省”，但GDP總量已連續(xù)5年穩(wěn)居全國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國平均數近一倍，名列全國各省、區(qū)第一；農民人均收入連續(xù)16年居全國各省區(qū)第一位；城鎮(zhèn)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過廣東，居于首位。

　　而在浙江經濟持續(xù)快速穩(wěn)定發(fā)展的背后，浙商的成長延續(xù)著一條十分清晰的軌跡。在前不久，一本當時很流行的書籍《浙商制造》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評述：“早期的走私、制假、售劣使很多膽大的農民商人撈取到‘第一桶金’，在他們把這些商品販售到全國各地的同時，便開始編織起一張張輻射全國的銷售版圖，在這樣的過程中，形形色色的專業(yè)市場出現了，浙江成為全國日用小商品、輕紡及機械加工產品的物流凹地，年物流超過百億元的市場比比皆是，流通帶動了鄉(xiāng)土企業(yè)的成長，而市場與企業(yè)的兩輪驅動，則完成了浙商的原始積累，這樣的演進一直從20世紀70年代末持續(xù)到90年代初。在這以后，從流通中賺取到的金錢又源源不斷地沉淀到了實業(yè)之中�！�

　　然而浙商真正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本世紀之初。炒房團、炒車團、炒煤團、財團……這些飽受全國眼球關注的現象不僅為中國經濟界創(chuàng)造出了不少的新名詞，而且?guī)缀趺恳淮蔚男�風都與“浙商”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浙商引發(fā)的這些行為成了預測某一地區(qū)經濟發(fā)展?jié)摿Φ娘L向標。

　　據2004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等所作的“浙江人在外投資創(chuàng)業(yè)調查報告”顯示：截止2003年底，浙江人在省外經營發(fā)展的有400萬左右，若加上在境外的100多萬，約有500萬浙江人在外創(chuàng)造財富。到2003年底，在外浙商的銷售額超過1萬億元，幾乎等同于浙江2004年創(chuàng)造的經濟總量。

　　從“做別人不愿做的事”到“做別人不敢做的事”再到“做別人沒有實力做的事”，浙商憑借著強大的財富權力開始在全國版圖布局。

　　在一個個財富奇跡中，浙商也漸漸被披上神話的外衣。然而似乎應了中國那句古話“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當所有聚光燈照在浙商身上，有關浙商的負面報道也多起來，當這種負面評價風行起來后，“妖魔化”竟成浙商難以擺脫的夢魘，傷痛也接踵而至。

　　招商引資的困惑

　　浙商所代表的巨大財富力量，使得近年來到浙江招商引資成了許多內陸省份的首選。與浙江省相比，國內許多省市在自然資源、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等硬環(huán)境方面有絕對的優(yōu)勢，因此，國內各地為浙商提供了豐厚的創(chuàng)業(yè)土壤。不但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fā)展，更是帶去了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精神，帶去了以創(chuàng)業(yè)回報社會的道德感。

　　但在這場本來是雙贏的戰(zhàn)略中，浙商卻面臨著投資環(huán)境的困惑。在外地投資的浙商中間，“開門迎客、關門打狗”是一句經常可以聽到的話。而令浙商感到自己弱勢地位的是，這些“打狗”的人往往是當初熱情歡迎他們的地方政府。

　　據中部某一省份浙江企業(yè)聯(lián)合會提供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隨機調查的60件企業(yè)投訴案中，涉及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達33起，其中屬于政府部門契約、信用觀念不強和承諾不能兌現的達20起，占這類投訴的60%。

　　浙江商人朱志躍目前就面臨著“騙子沒騙走錢，政府卻讓他們陷入絕境”的困境。在一家吉林公司的相邀下，在當地政府的歡迎下，朱志躍籌資300萬元準備參加山東省定陶縣的企業(yè)改制。但還沒等他來得及參與其中，這家吉林公司就出了問題，企業(yè)改制沒能進行。然而當朱志躍要求取回存放在當地財政局作為資信金300萬元錢時，當地政府卻以此案還沒有徹底查清為由長期占有這筆資金。即使在當地公安局已經出示證明，認為這筆資金已查明是屬于朱志躍的，理應盡快歸還當事人時，縣政府依然強占著這筆資金不返近8個月，使得朱志躍每天面臨銀行巨額利息，幾乎陷入了絕境。而在地方政府面前，浙商幾乎都是處在無可奈何的弱勢地位。
 
    炒房團的“真實的謊言”

　　在新一輪房產調控之初，牟取暴利的房產開發(fā)商并沒有受到輿論譴責，相反，浙商的“炒房團”卻成了社會各界抨擊的靶子，并最終導致“封殺”命運。

　　實際上從1999年開始，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民間資本就開始進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產市場，并開始逐漸形成規(guī)模。2000年前后，溫州購房者的身影開始在一些媒體上若隱若現，但并未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2001年8月，第一支火車購房團前往上海，10月1，第一支飛機購房團前往上海由此開始，杭州上海等地的房價一路上漲。至此溫州購房團作為一個特定的概念頻頻亮相，并在他們開赴一座座城市的腳步聲中不斷激起越來越炫目的浪花；2003年下半年隨著中國樓市進入價格飛漲的瘋狂期，大小媒體也同時進入了“言必稱溫州購房團”之時。神秘買家滿天飛，駭人內幕連響炮，報道再報道、轉抄再轉抄，幾近沸點。

　　在溫州炒房團風潮的前前后后，無論是熱情謳歌的“天使派”還是慷慨激昂的“魔鬼派”，我們看到了一波又一波在缺乏細致入微的事實真相基礎上的概念化、情緒化、道德化甚至泛政治化的喧囂。

　　2004年4月初，驚爆溫州市政府叫停炒房團的信息，事件發(fā)展陡然白熱化，一般事實類的報道迅速讓位于觀點鮮明、針鋒相對的唇槍舌劍。

　　隨后，各地傳來了對炒房團的封殺的消息。今年年初，隨著房地產領域“國八條”新政策的出臺，輿論紛紛把矛頭指向“炒房團”，甚至有人說：得盯緊溫州人，別讓他們再把別的市場搞亂了！在這種氛圍下，溫州炒房團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然而許多人對此并不服氣，許多浙商說，我們都是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的市場行為。如果說，這些行為中存在什么問題，那也是政策、法律本身存在問題�，F在溫州人炒房是真的，溫州人炒房發(fā)了財是真的，溫州人炒房被推波助瀾地夸大、被別有用心地操縱、被所需地異形化也是真的。

　　然而一個不變的現實是，浙商幾乎已在這場聲討中敗下陣來。

　　能源軍團的苦澀

　　就在浙商逐漸從房產界撤離時，浙商煤團又開始顯山露水。

　　浙商進軍晉煤，乃浙商常態(tài)之舉。浙商的利潤嗅覺很靈，哪里賺錢，他們就會到哪里去；哪里賺錢多，他們去哪里的人也會多，這是浙商的一貫作風。此前幾年，全國煤炭市場剛經歷一個困難期，作為產煤大省的山西，自然是這股“煤炭寒流”最嚴重的受害者。因此，吸引外地商人來晉投資煤炭業(yè)，就成了山西很多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

　　近年來，隨著全國能源危機的增加，煤炭市場回暖。精明的浙商又憑著他們的市場敏銳和資本投入開始賺取豐厚的利潤。然而，浙商很快發(fā)現，近年來與他們緊密相聯(lián)的“炒作論”又讓他們感受到寒冬的來臨。

　　當浙商正在收獲前幾年投資利潤時，耐人尋味的炒作論又在全國盛行。很多媒體說這些煤商整天過著鈔票不斷增多的日子，一覺醒來賬面上就多了幾百萬元。說開豪華汽車，四處購買房產，養(yǎng)二奶，奢華消費，成為他們的生活常態(tài)。許多輿論也開始指責“炒煤團”：“他們炒高了煤價，乘機牟利，擾亂了市場，加劇了能源危機�！边@種說話雖無根據，但影響很廣，已給溫州煤老板們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作為全國一百個重點產煤縣之一的山西省長治縣，一個堪稱封殺浙江“炒煤團”的動作正在展開，并被視為標本，延至朔州、呂梁、晉城，甚至省外。

　　長治縣煤炭企業(yè)普遍存在技術裝備差、規(guī)模小、效益低、管理粗放、資源浪費嚴重、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隱患多等突出問題，煤炭資源掠奪性開采是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內的普遍現象。

　　2003年初，長治縣進行徹底的企業(yè)產權制度改革。改制首先從煤炭企業(yè)開始。改制后的煤炭企業(yè)投資七八千萬元進行了改造，長治縣招商局局長申文奇說：“這樣的改造，那些‘溫州炒煤團’肯定不會做，他們難以投入也不愿這樣投入。我們這樣做就封殺了‘溫州炒煤團’的短期行為，成功走出了煤炭資源掠奪性開采的怪圈。”

　　然而，不少溫州煤商都反映，在一些地區(qū)，所謂煤炭企業(yè)“改制”實則成為資源炒賣的幌子。

　　更要命的是，由于小煤礦安全隱患問題嚴重等原因，山西省規(guī)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產量9萬噸以下的煤礦。

　　山西目前有各類煤礦3991座，礦井4691個，在這些礦井當中，年產能9萬噸以下的占到70%。而溫州商人承包的礦井，基本產能都在9萬噸以下。

　　就在溫州“炒煤團”北上進晉，掀起千層浪時，新疆石油業(yè)又驚呼出現“炒油團”的身影，當地流傳，一名溫商在石油城克拉瑪依購買了15口油井，按照目前的行情，每口至少需要投資150萬元。然而喧囂過后，“炒油團”又將面臨著煤商同樣的命運。

　　一些浙商不無擔憂：“我們就像在政策邊緣走鋼絲，隨時都可能跌落下來。”一些浙商已經開始從煤炭領域撤資了。

    　　“海外先鋒”的劫難

　　針對浙商的苦難近年來在各地越來越多，但在浙商耀眼的財富光環(huán)下，浙商的這種弱勢地位不僅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而且，這種苦難近來也延伸至海外浙商身上了。

　　憑借自己的精明和輕工產品制造難以比擬的成本優(yōu)勢，浙商也成為中國民營企業(yè)海外發(fā)展的代表。但另一方面，“浙商制造”已經成為低價產品的代名詞，對世界各地的制造產業(yè)形成較大沖擊。

　　前一段時間，法國巴黎發(fā)生騷亂，一些浙商又成了這次災難的主角。

　　11月4日，當地騎著摩托車或開著汽車的年輕人在巴黎郊區(qū)93區(qū)的Blanc-mesnil與Bourget等城鎮(zhèn)肆意地將汽車瓶等易燃物扔向汽車、倉庫，其中有5個倉庫燃起熊熊大火，里面的財物化為灰燼，其中溫商在兩地各有一個倉庫被焚燒。

　　這兩個被燒倉庫的主人分別是兩位浙商劉玉昆與池萬升。據估計，兩個倉庫被燒貨物的價值至少有1億元以上。

　　據了解，在這些倉庫被燒的區(qū)域，不僅是華商倉庫的集中區(qū)域，也是華商生意最為集中的區(qū)域之一，而且比較中東等地區(qū)的國家的商人生意有競爭力，這主要是中國的商品不僅質優(yōu)價廉�！安环�氣”與“看不順眼”可能成為這次華商遭難的重要原因。

　　浙商在巴黎的“劫難”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人們很容易想起近年來浙商在海外的痛苦回憶。

　　今年3月12日晚9時，大批俄羅斯稅務部門打擊經濟犯罪的警察，突然來到距莫斯科市南區(qū)約14公里的薩達沃特花鳥市場，以沒有通過正規(guī)的報關手續(xù)入境、屬走私物品為由將貯放在該市場集裝箱倉庫的中國鞋強行拉走。這批溫州鞋價值8000多萬元人民幣。

　　而在去年9月，西班牙東部小城埃爾切發(fā)生了400名西班牙人當街燒毀溫州鞋的暴力事件。

　　在震驚世界的同時，這起事件也引發(fā)了國內對浙商海外發(fā)展模式的一場“大反思”。

　　首先，海外經商的中國人缺乏文化意識，他們過分關注自己的經營狀況，缺乏文化認同感，更沒有建設和諧文化的主觀意識。

　　其次，部分海外商人在經營過程中，過分關注經營成本，沒有考慮到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在當地積累了許多的矛盾。一有風吹草動，那些曾經受到損害的當地人必然會伺機發(fā)難。

　　第三，海外商人普遍缺乏政治頭腦，對當地政治生態(tài)所知不多。在族群矛盾突出的地方，有可能在無形之中得罪當地選民，從而引來殺身之禍。

　　在中國，浙商已成為了一種文化的象征，他們的發(fā)展堪稱中國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的一個樣本。也許他們自身會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無法否認他們?yōu)檫@個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善待他們就是善待財富，就是善待中國的民營經濟，就是善待中國的未來.